在《大西洋月刊》中，托马斯·E. 里克斯撰写了一篇关于这本书的文章，起初他的编辑对这个写作项目并不看好——“不要写一篇依赖于薄弱主题而非坚实叙事的长篇书评”。当我第一次听说“两个温斯顿”这个概念时，也产生了类似的困惑：这样的关联未免有些牵强。

然而，里克斯已经向读者明确阐述了他的基本观点：

奥威尔与丘吉尔都认为，他们所处时代的根本问题不在于马克思提出的生产方式控制，也不在于弗洛伊德提出的人类心理机制，而是在于国家机器日益强大并不断侵入个人领域的情况下，如何保护个体的自由。历史学家西蒙·沙玛将两人称为“时代建筑师”，认为他们是“最让人难以置信的同盟”。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，国家暴力开始显现，并在40年代达到顶峰，而奥威尔和丘吉尔则共同致力于阻止这一趋势的蔓延。

我们很难对这两位历史人物感到无兴趣，因此继续深入阅读。在里克斯的文章中，《大西洋月刊》似乎有些自夸之嫌，但这并不影响其核心观点的重要性。

我认为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理解这本书的意义：

首先，“欧洲告急”这一主题可以追溯到丘吉尔针对纳粹的演讲——自由主义正受到侵犯，文明正在被破坏。从上世纪30年代绥靖政策时期开始，这个“警报”已经持续了近一个世纪，就像那个著名的“狼来了”的寓言一样。然而，在经历了漫长的时间后，人们似乎对这种警示变得麻木了。如今，欧洲真的处于紧急状态之中。

其次，在奥威尔完成《向加泰罗尼亚致敬》之后，他开始反思极权主义问题，而丘吉尔则在英国议会中不断发声反对法西斯主义。正是这种历史背景，使得西蒙·沙玛所说的“最让人难以置信的同盟”具有了内在合理性。

最后，丘吉尔提出了“铁幕”这一概念，奥威尔则提出了“冷战”这一术语。在1940年代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之后，这两个词语主导了世界历史长达50年。《一九八四》这本书几经沉浮，当人们几乎要将其归为“历史文献”的时候，它却越发显现出其现实意义，在技术赛博、摄像头和人工智能主导的现代社会中，它依然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。

经授权，我们从本书第一章中选取了部分内容分享给读者。